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顶层设计 建构秩序(2)
四、哲学思维---顶层设计---凝聚力量
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了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特别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历史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来分析解决治国理政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深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习近平治国理政面临的时代性课题,是如何在推进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有效破解这一时代性课题,需要确立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习近平那里,可概括为“战略辩证法。”具体来说,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本身首先是一个战略性课题。战略性课题就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分析。作为治理世界上超级型大国的我们党的总书记,习近平特别注重以新兴大国的战略思维来思考问题。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有许多矛盾需要有效解决,有许多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有许多难题需要积极破解。要做到这些,就需要确立辩证思维。由此,在治国理政中,就需要运用战略辩证法。习近平是一位战略家,在治国理政问题上,他特别注重从战略上进行思考和谋划,如他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他又是一个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来处理战略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关系,如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阐述,对“四个全面”之间关系的论述等。
我曾讲过,战略辩证法,指的是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中运用辩证法,或把辩证法运用于战略谋划和实践中,在战略中有辩证法,在辩证法中有战略。战略辩证法实际上要求确立历史辩证法、创新辩证法、系统辩证法和底线辩证法。
战略辩证法要求注重历史思维。它力求把“战略”和“辩证法”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思考,战略辩证法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战略辩证法,它既要求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及其本质,又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规律,还要求有效化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关系。违背历史思维的战略辩证法是空洞的战略辩证法。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思想,关于中国道路的思想,以及对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论与路线方针政策的论述,就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战略上进行辩证思考且辩证处理各种矛盾关系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
战略辩证法既体现战略思维,又体现辩证思维,它力求积极破解战略中的种种矛盾关系。战略思维,就是对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问题、关系进行科学谋划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时间维度上的长远考虑,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空间维度上的全局谋划,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系统维度上的整体布局,跳出部分从整体看部分;它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努力占据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具有战略定力。辩证思维,就是注重矛盾分析,抓住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注重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统一,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对立;注重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注重透过表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哲学基础就是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
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创新思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内在要求推进创新。实现战略目标必须注重创新,它是在创新中逐步实现的,缺乏创新,就无法实现战略目标。战略辩证法要求对事物做全新思考,对结构做全新调整,对活动做全新谋划,进而寻找新思路,打开新局面,开创新境界,提升新水平。习近平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具有战略性,它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又具有辩证性,它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处理好党、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还具有创新性,他是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创新。
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系统思维。战略是在把握事物的整体及其结构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缺乏对事物整体及其结构的把握,就不会有好的战略思维,也不会有好的战略理论与实践;辩证法内在要求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否则,就不是辩证思维和辩证法。习近平所讲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四个全面”,就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
战略辩证法也要求树立底线思维,即要积极主动与有效应对各种挑战、风险和困难。凡属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都要求凡事从坏处准备,积极主动应对,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它意味着要树立问题意识、危机意识、效果意识和边界意识,遇事从容应对,牢牢掌握主动权。习近平所注重的反腐倡廉建设,所注重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展开的有积极作为的外交,就是注重从坏处准备,积极主动应对,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它既体现战略辩证法,也体现底线思维。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切都要从头做起。这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了各种因素和力量都要竞相发挥作用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进行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就是精准研判实际,做出科学决策,确定正确理念、目标、思路和战略布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工作方针,是领导干部的一种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反映历史发展和实践发展新趋势新要求,运用哲学思维,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个方面,对治国理政进行顶层设计。他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进行顶层设计的结果。
顶层设计确定之后,凝聚力量实现目标是关键。在社会阶层、利益主体、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化的情景下,更是如此。由是,习近平十分注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价值观、中国梦的共同梦想、外交战略的合作共赢等,来凝聚力量,包括凝聚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从而为实现顶层设计提供了力量支撑。
五、党政主导---市场支撑---人民主体
结构转型,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们实行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那时,虽然我国取得一些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整体效率还不是很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1978以后,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开创是从结构转型开始的。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市场经济的出现,逐渐打破了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实行转型,这种转型,首要体现在市场力量在增长。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不断增强。因为市场力量的生长,会不断增强人们的主体、独立、自主、平等、民主和参与意识,进而会使人们的各种诉求觉醒和增强。目前,人民的民主、参与程度的增强,就是人民主体力量增强的具体体现。随着市场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的不断增强,便内在要求政府转变传统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且仍具有主导作用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样,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如下变化:即形成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精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而且注重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协调并形成合力。只有协调并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对优势和影响力。实际上,1978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取得一些巨大成就,就与这三种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并形成合力有关。党政主导力量,使我国能集中资源和力量办成了许多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大事”,大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如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发展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铁,航空航天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市场力量,把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解放和发展了经济生产力。人民主体力量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不仅体现在广大基层劳动人民群众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奉献(如廉价劳动力成本的“红利”和牺牲精神),而且也体现在他们是城市、农村及各行各业的具体建设者。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不会有当今我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首要就是正确处理党、国家、市场、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并形成合力有关,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却与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未得到充分正确发挥及其不协调且未完全形成合力有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的某些人相互勾结,既侵蚀了党政权力,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又侵蚀、扭曲了市场机制,还损害了一些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一定意义上存在着资本占有劳动的现象,挫伤了一些劳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一些党政干部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导致一些群众对某些党政领导干部不满,甚至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首要必须从这“三种力量”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激发这三种力量的正能量及其活力,并使其协调发展且形成合力。
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且形成合力,是中国成为强国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三大根本支柱,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并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三大根本支柱,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并形成一种新型文明的基石、核心。建构起这种话语体系及其新型文明,就与美国的资本文明和欧洲的公民社会文明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也是我们充满自信的根本所在。由此,要围绕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声音,就必须集中围绕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且形成合力而展开。
正因如此,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不能动摇。由此,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在他看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吏,治吏必先治权,治权必须全面从严);还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意味着习近平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及其哲学精髓,由此也成为他治国理政的一条根本经验。
六、把控方向---战略定力---充满自信
把控方向,主要指无论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具体说,就是在根本政治方向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在习近平那里,就是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是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
正确的政治方向确定之后,要坚定不移地坚守,这叫做“战略定力”。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具有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他注重对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进行科学谋划。此外,他还致力于解决影响我国发展全局的“命运性问题”,如党内不良作风和腐败问题,在这方面很具有战略定力。
习近平对确定的正确政治方向不仅具有战略定力,而且充满自信进而敢于担当。他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充满着自信。他说,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一目标了,到2050年,这样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他对我们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也充满自信。正因如此,他注重使用“中国”二字,如“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声音和中国话语”等概念。习近平也对自己充满自信。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懂行的专家来治国。现在,不懂行、缺乏职业素养的领导干部也有。如果缺乏专业水准和职业素养,就容易把工作搞砸。因此,当今时代需要专家治国。当然,还应具有综合的知识结构。既有专业水准,也具有综合的知识结构,是今天领导干部必备的素养。习近平同志爱学习、爱读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熟悉,精通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对哲学、经济学以及历史有所了解,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比较喜欢。这是他充满自信且敢于担当的心理基础和能力基础。其实,作为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党的总书记,充满自信且敢于担当,对其治国理政是尤为重要的。只有充满自信且敢于担当,才会具有战略定力,只有具有战略定力,才能把控好政治大方向,也才能避免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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