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也是相当重视文学性的，改编文学名著素有传统，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的小说都曾搬上过银幕。真正产生影响力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导演改编当代文学名作，推出了一批经典影片。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和《菊豆》，分别改编自莫言、余华、刘恒等作家的名作，并在国际上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声誉。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孩子王》也是根据李碧华、阿城的作品改编的。
 

　　进入新世纪，很少有国内导演改编当代文学作品，也没有出现《红高粱》、《活着》之类的经典作品。

　　“这个时期中国电影开始市场化，电影拍出来不挣钱不行，电影人都想做跟市场紧密接轨的商业影片。而这时文学却开始边缘化，社会影响力日益下降，改编成电影的商业效果也不好。”

　　编剧苏健说，这导致了中国当代最好的小说也没人去改编。

　　一方面是对现当代文学名作持冷淡态度，另一方面却热衷于改编古代文学名著或经典题材，《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都有人改编电影。如改编自三国题材的《赤壁》、《关云长》，改编自蒲松龄小说的《画皮》，改编自《西游记》的《西游降魔篇》、《大闹天宫》，改编自传统题材的《白蛇传说》、《赵氏孤儿》等影片，有些在市场上取得了高额票房，但口碑普遍不好，没有一部称得上是改编成功的作品。

　　不过，近年来当代文学名作的改编，似乎有点要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形。第六代导演王全安试图赶超第五代导演，改编了陈忠实的《白鹿原》，结果毁大于誉。冯小刚一本正经地拍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虽口碑尚可，但票房远远低于预期。

　　知名影评人曾念群对此很不乐观：

　　“如果当下有导演改编成功，会起到带头作用。但《白鹿原》的失败，说明国内文学名著改编有风险，其他人会望而生畏，对接下来的改编会有抑制作用。”

　　形式需创新，内容取舍难

　　由于文学和电影分属不同艺术类型，要把文学名著拍成电影，又要不丧失原著精华，难度极大。但好莱坞自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成功率却很高，即便是已经改编过十余个版本的《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最新版电影仍然令人眼前一亮。

　　“即使你对原著故事很熟悉，看电影还是会有新鲜感觉。两部小说我是耳熟能详，看电影之前并不抱很大期望，但电影真的拍出了新意，让我很感动。”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金燕说

　　“这两部电影，一部借鉴了舞台剧的形式，另一部采用音乐剧的形式，在表现形式上都有创新。”

　　在金燕看来，文学名著改编不仅要形式创新，内容也要取舍得当。

　　“尤其是大部头名著，往往有大量心理分析，编剧要学会取舍。”她举例说，小说《悲惨世界》，芳汀从工厂里被赶出来，本来有很长一段故事，电影只用了三五分钟的戏就表现出来了，还非常感人。影片也没有把法国革命仅仅当作历史背景，而是正面呈现革命者群像，其效果更加震撼人心。

　　相比之下，《白鹿原》就很让人不满足，影片对小说亦步亦趋，抱着忠实于原著的想法，形式结构却散了架，丢掉了故事的内在灵魂。苏健认为，电影《白鹿原》与小说的差距就在于导演贪大求全，“电影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充其量是个中篇小说的量级。如果把长篇小说拍成电影，必须有所取舍，不可能把整个小说表现出来，可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讲这个人和其他人的故事。”
 

　　至于电影改编是否要忠实于原著，苏健认为可视不同情况而定。对于经典文学名著，由于不同时期已有很多改编的版本，拍成电影可以做较多尝试，增加当代感。

　　“经典文学名著可以大胆改编，编剧要考虑当下观众的审美趣味，在情感上与观众产生沟通，关注当下观众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状态。”

　　他认为，《西游降魔篇》是对“西游文化”的颠覆，周星驰借用《西游记》的文学素材，表达自己心中的东西，这种做法还是可取的。

　　但是，对于很少被改编成电影的当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最好尽量忠实于原著。“我也参与过改编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片方甚至要求把原著里的人名、地名都改掉，这完全没有意义，对原著作者也不尊重。”

　　苏健认为，要想改编好当代文学名著，导演一定要从原著中找到跟自己共鸣的东西，彼此产生化学反应，对小说内涵进行视觉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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